金融危机以来，奥巴马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本国制造业复苏。早在2010年，奥巴马就提出口翻番计划，并在2012年提出鼓励制造业重回美国。在去年12月，奥巴马提出将投入近4亿美元支持“学徒计划”，培养高素质工人，以及新建两个制造业创新中心。今年2月2日，美国白宫向国会提交的201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报告表示加大对研发、制造业和互联网的投资，以增强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和吸引力，此外还将在未来6年投入4780亿美元用于路桥等基础设施建设。
　　
　　与政策导向相一致，近期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公布的美国制造业PMI已经连续27个月实现扩张。不过，在长期增长的趋势之下，美国制造业也面临着许多不确定因素，例如制造业闲置太久，缺少合格的零部件供应商和工人，制造技能下降，能源繁荣助力有限，更多人退出劳动力人群等。从近日数据看，1月制造业PMI53.5，大幅不及预期的54.5，创一年新低。近日更有美国智库称，美国近几年创造的制造业工作仅仅为金融危机及随后衰退期间流失工作的五分之一，制造业复苏根本不存在。
　　
　　制造业复兴在美国是否成为共识？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了哈佛商学院技术运营管理教授威利·史。威利教授指出，制造业优势长期以来在中国等国，商品在全球运输的巨大便利性，以及经常远高于10:1的劳动成本差异促使很多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迁往中国等国家”，不过，2004年以来，中国的工资成本已经上升5倍，与美国的成本差异已大幅收窄，促使制造业开始回流美国。
　　
　　近期，美国庞大的页岩油气库存带来能源成本下降，以及美元汇率降低等因素都起到助推作用。另外，政策推动是重要原因，制造业回流将为奥巴马在今年国情咨文提出的“中产阶级经济学”设想打造重要基础，“从历史的角度看，一般认为制造业持续提供了稳定的工作岗位与不错的报酬，被人们视为提高生活水平，成为中产阶级的一种方式”，威利认为。
　　
　　与主流看法不同的是，威利并不认为就业或打造中产阶级经济是制造业复兴的首要理由，更重要的是美国人应及时转变对制造业的看法。威利认为美国的政商界领导者对制造业的重要性仍缺乏正确认识，“有人相信在自由贸易的世界里，一个国家应把重点放在其比较优势上，因此制造业并不是很重要”，但正是由于他们错误地选择将制造与研发两地分离，结果损害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因此，为了维护作为竞争力核心的创新能力，有必要使制造业回流美国。
　　
　　与哈佛商学院企业管理教授加里·皮萨诺合著的新作《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威利指出，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为“后工业时代”的到来而欢呼，认为制造业在经济总量中比重的下降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位于产业价值链前端的研发与创新，以及附加值更高的服务业。但事实上，制造与研发对于创新都很重要。
　　
　　威利认为创新涵盖了将创意从头脑中的构思变为消费者手中产品的全过程。对于一些高度复杂的产品，从研发到真正生产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需要极为紧密细致的协调安排，并实现研发设计者与生产者之间的知识交换。如果不了解生产环境，那么将在产品设计上举步维艰。工程师应经常去工厂与熟练的工人交流，而穿过街道或开车去工厂解决问题要比坐飞机绕半个地球容易得多。对于某些制造业，将制造与研发分离是尤为不利的，威利指出“制造程序新或不成熟的企业，或者生产过程的模块化程度不高的企业，劳动的分离会对这类企业造成影响。对于这些企业，保证研发部门靠近生产部门有极大的好处”。
　　
　　产业外包损害“产业公地”
　　
　　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在2012年2月发布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中提出，要强化产业公地。该计划指出，中小企业占美国制造业的86%，从业人员占制造业劳动力总量的41%，凡与产业公地保持紧密联系的中小企业，往往具有很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同时许多的大企业依赖于中小企业的供应，因此产业公地对于繁荣美国的制造业极为重要。
　　
　　威利指出，类似于中世纪英国村庄里的公用牧场，“产业公地”是多家相关企业共生共荣的一片产业园区，比如硅谷。在产业公地里，相关产业共享供应商，如笔记本电脑、手机、太阳能电池板、平板电视、节能灯泡等的生产都要采购半导体。而许多产品的生产会用到一些共性基础能力，如半导体、平板显示器、太阳能、固态照明等都要用到金属喷镀、化学气相沉积、度量衡学等技术或知识。产业公地中专业人才的聚集，完备的公共基础设施和随着工人流动而产生的技术外溢使企业间地理位置上的邻近成为必要。在产业公地，任何一个产业中的创新决不能被视为与其他产业无关，产业公地里的各种知识与能力会像生态系统一样不断进化，衍生出新的能力，从而改变产品用途的边界。如果将制造与研发两地分离，就会损害产业公地的效能，进而损害创新能力。美国将大量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伴随着本国产业公地的衰弱，威利认为“中国明智地抓住了这一机会，使供应链留在了当地，因而在2000年到2008年期间成为许多制造业的首选之地”，恢复产业公地是美国制造业复兴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政府行为的侧重点
　　
　　对于美国应采取的制造业战略，威利认为，尽管奥巴马作为政治家强调就业问题是因为就业会影响选举结果，但制造业从业人数仅占美国就业人口比重的十分之一左右，而且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从业人数并不会增加。就业不应成为制造业复兴的首要理由，制造业战略目标应与国家战略目标保持一致，即保持美国创新能力的健康发展。政府不需支持低技能的高度劳动密集型产业，应把重点放在能够带来创新、提高生产力的特定制造业上，即工艺技术不成熟或新兴工艺产业，以及研发与制造工艺创新高度依存的产业。
　　
　　威利认为，为了保护产业公地的科技基础，美国政府应承诺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进行长期投入，并重点投资能够支撑一系列潜在商业产品的基础性技术能力，如新材料、纳米技术、生物制造等。
　　
　　另外，美国政府应支持创建高技能的人力资本。在1989—2009年间，美国所授予的理科和工程领域的博士学位中，67%由外国居民获得。虽然这些人多数都留在了美国，但威利担心随着印度和中国等国家继续发展本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些人才在美国的“留存率”可能会下降。因此美国必须更好地筹划鼓励更多美国本土学生取得相应学位，并采取措施吸引他们及外国留学生留在相关产业工作。
　　
　　威利认为中国制造业一直在快速地向前迈进，目前正在转变高度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而美国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在汽车与航天领域，美国实力雄厚，而其他许多领域的情况则更为复杂。近期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通货因素和低能源价格，但随着美元走强和油价下跌，这一优势就会减弱。
　　
　　对于美国制造业复兴将会对国际经济格局产生何种影响，威利回答“有关美国制造业复兴对世界影响力的言论被极大地夸大了”，他认为美国经济与需求的增长会拉动更多的进口，这将对世界经济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相比之下，美国制造业的增长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制造业部门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会小得多。
　　
　　《制造繁荣》一书的译者之一，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研究员陈琛认为，皮萨诺与威利对于制造业进一步的细化、分类的研究，给中国的行业管理者以及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研究制造业的非常好的思路，中国制造业已经位居全球第一，而且规模领先优势越来越明显，同时正处于由大到强转变的关键时期，再加上外界经济环境日趋复杂，新的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在这样的复杂情况下，中国面临越来越多的机遇和挑战，企业家、研究者及政府对制造业的研究也应进一步深耕细作，更具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