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今日在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的主题演讲。吴敬琏认为，现在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四降一增”的阶段，经济发展进入下行通道。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应当从增加投资转向提高效率。转型能否成功，关键在改革。要在稳住大局、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集中主要力量推进改革，建立能够激发创新创业积极性的机制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吴敬琏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1、为什么提出“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的问题？2、什么是“结构性改革”，为什么要“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4、成败的关键在于在于能否把改革措施落到实处。3、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措施。在吴敬琏看来，要采取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例如，妥善处理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停止对没有回报或回报过低的项目的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停止“刚性兑付”，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或重整，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

　　“另一方面，辅之以短期政策的运用。”吴敬琏在演讲中谈到：“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应当发挥辅助作用，以便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去杠杆’还应当是总的方向；有力度的财政政策——应当指向发挥企业积极性的方向，例如普惠式的降低税负。”

　　吴敬琏认为，提高供给效率，要靠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三去一降一补”也主要要靠市场发挥作用。市场的主要功能包括两个方面，实现资源的优化再配置以及建立激发创新创业积极性的激励机制。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操控市场、干预微观经济和直接“调结构”。

　　以下是吴敬琏教授主题演讲速记整理：

　　今年我们在经济发展上最热门的词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年是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但是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对实际执行的做法差别也很大。讲讲我个人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在中国30年改革和发展历程中常常发生这种问题，一个新的提法和口号立起来不容易，立起来以后往往就发生了认识上的差别和执行上的差别，就会变成差之毫厘，远之千里。我们第一年实施方针的时候，特别是做理论工作的人，把这个事情道理讲的是什么能够通过讨论达到共识，认识一致步调才能够朝向一个方向，才能取得效果。

　　今天讲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提出“供给侧”还是对应的方面“需求侧”？这是针对现在面对的问题，面对的挑战提出来的，供给侧认识问题的根源，供给侧去寻找应对的方法。这个问题怎么提出来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什么问题呢？从党政领导过去的判断，有两个说法。

　　第一个“三期叠加”，一个叫“四降一升”，四降一升是它的表现，这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症结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三期叠加第一个期又叫做经济发展的换挡期，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然后接下来的就是优化结构，所以这是第二个期就是所谓结构调整的阵痛期，第三个期叫做过去的刺激政策的消化期，过去的刺激政策从需求化解决，想从需求化就解决，于是也了刺激政策。刺激政策造成一些后遗症，最突出的还要讲到货币超发，就是杠杆率过高，就是风险积累。这个问题要消化，不消化基本就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它的表现也是这样，“四降”第一个降就是增速下降，这是我们面对的一套挑战，中间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下行。为什么会下行？怎么来应对下行？就要进行分析。特别是2008年以后，这个问题就变成一个不管是党的领导还是一般的老百姓，不管是学界、政界、企业界都十分关心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理论上来讲，分析中国经济的一个长期发展趋势，对于经济发展趋势的分析，我们学学的时候都学过，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第一个从需求侧分析，GDP的总量从需求侧来说应该跟总需求相等。总需求还是三个因素构成的，就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这是从需求方面的分析。

　　如果价格十年一调整，这个是个恒等式，但是如果价格优延性，就会出现一个通常的情况下，比如总需求小于总供给，也可能出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况，怎么办？就是短期调节，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话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去加以调整。

　　另外一种分析就是供给方分析，从供给方来说，供给方也是三个因素，就是GDP总量，或是GDP的增长由新增劳动、新增资本和效率提高决定。这三个东西如果假定所有的资源都用到最好，就形成了潜在增长率，这是总的分析框架。

　　不同的学者或是不同的政府工作人员有不同的。至少从2009年以来，主流的方面不管是政府还是学者，主流的办法是从需求侧分析。正所谓三架马车，2009年开始有人说我们增长速度为什么下降？就是因为总需求不足，三架马车没有力量，以至于到了后来从凯恩斯上台说这是经济学的定理，增速下降的原因就是三架马车，力量不够决定的。由这种分析他得出的结论对应的政策就是所谓的扩需求、保增长。过去保8%到后来的保7%、保6.5%等等。

　　扩什么需求讲了各种办法，比如说扩大出口需求，看起来这个东西很不容易做到。后来比较集中的就是要扩大消费需求，以至于为什么城市化，城市化的原因农民进了城以后需求扩大，实际上这里有一个概念上的误解。它把需求说成是消费欲望，其实问题在于我们讲的需求都是有购买力的需求，它要增加收入。增加收入不是用一个行政规定就能解决的，我们有很多办法，包括规定最低工资，规定省、市工资增长多少，因为效率没有提高所以很快就不行了，企业受不了。

　　有一件事政府比较好做的，就是投资。本来中国储蓄率就比较高，加上政府可以运用它动员资源的能力，发钞票的能力增加投资。所以很长的时期是从第二个分析出发才提的应对措施就是扩投资需求来提高增长率。但是这个方法从理论上说不通，很明显三架马车起来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对于凯恩斯主义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为什么我们说凯恩斯主义所发现的规律性的现象是跟实际完全符合的，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误用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的方法分析一个长期问题，这是理论了。问题更加严重的，更加现实的是这套东西做出的政策长期使用“扩需求、保增长”的办法有它的无效性和带来的副作用。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投资回报递减表现得非常明显，经济学有投资报酬递减认为这个规律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个图从2009年4万亿投资，2009年10万亿贷款所支持的增长，到以后递减非常明显，2009年以后每一年都有相当强的刺激。比如今年1月份这个刺激，一季度的刺激，但是它的效果是递减的，2009年的刺激一下把增长率提高了四点几个百分点，而且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后来的刺激，比如2011年的刺激还能上一两个百分点，到了2015年刺激倒刺激，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下行。第一季度的刺激很强，但是它还是下了0.1个百分点，按照统计局的报告。这是效果递减，另外一方面后遗症越来越厉害，后症是什么？

　　杠杆率不断地推高。因为货币超发使的资产市场的泡沫膨胀，我们都知道泡沫最会破，使的风险积累起来。这是一个麦肯锡去年发表的中国的杠杆率报告。关于中国国民资产负债表中间的杠杆率有好些单位在做，有的比较低，比麦克系低，比如社科院的李昂副院长他们做的，就比这个低一二十个百分点，也有比这个高的，比如加州大学维克特使造的比这个高，我选了中间的一个，中间可以看到一个2009年以后杠杆率上升得非常快，另外一个决策水平也是很高的。

　　有中央银行一位研究人员说不算高，充其量中国总的杠杆率就是300，可能现在数大概300左右，有比这个高的就是日本，日本400。但是我们结构很不好，日本负债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负债。中央政府负债如果整个国家它的实力在那里，政府也比较稳固，负债大了不会发生系统性的风险。我们的负债拿政府负债水平就比较高，但是主要的又是地方政府负债，地方政府的承受能力就要比中央政府要差。比如现在这个情况，现在我们中央政府负债其实还有余地，所以财政部长楼继伟才说，现在的办法是在中央政府加一点杠杆，把其他方面的杠杆降下来，使得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降低。更加严重的是，我们企业负债率太高，企业负债率是中国负债率最高的一个部分。非金融机构、非企业的杠杆率是128，但是现在比这个数还要高。欧盟它的要求是非金融机构不能超过90%，企业的负债率这么高会不断地出现资金链断裂、危机、跑路等情况，而且这个是有连锁反应的。如果总的负债率太高，发生个别企业资金链断裂出现偿债困难，频率就会增加。而如果连锁反应影响面太大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就大了。所以需要去杠杆，不能继续用“扩需求，保增长”的办法，它的结果一定是杠杆率继续提高。

　　这种意见不管在理论界还是在实际功能，支持用这种办法去做的这种支持率越来越低了，所以中国政府承诺不搞强资体了，但实际上做的时候下面要讲到是一个比较顺手的办法。在实际工作中比较难以避免，它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不应该这么做，2009年以来有许多经济学家提出分析中国经济的低势不应该从需求方面分析，不应该用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框架分析这个问题，而要从供给侧分析。2009年的时候还记得财信峰会，我跟清化教授在一个观点上面，会议主持人给我出了一个题目，说三架马车力量不够怎么样办？后来我们两个发言中都讲到执意这种分析方法有问题。这几年我觉得有一篇重量级的文章，就是今年3月在北京的金融40人论坛上有一个分析中国的长期发展趋势的论文，这个论文一上来就说分析这种问题用需求侧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应该从供给侧进行分析。而且他做了非常细致的分析。

　　据我所知，我们过去中国经济学家说这个的时候，都是说供给方，好像第一次出来供给侧就是去年3月讲的用的日文，日文有汉字供给侧，不知道后来为什么习总书记在10月10号讲也是用了供给侧，意思大家都知道，所以现在都沿用这个话。

　　供给侧的分析框架是什么？其实就是升值函数，新古典增长理论有问题，问题不在这个生长函数，问题在于认为效率提高是一个外升变量，后来新增长理论说内升变量，区别不在于他分析供给的各种因素。像去年3月里面讲的分析中国的发展的趋势，增长的趋势要从供给侧的因素分析，供给侧的因素就是生长函数的三个因素，一个是资本跟需求方不太一样，需求方讲的是投资，供给方是资本形成。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中国这个模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主要依靠资本形成，主要依靠这个变量来实现增长。

　　本世纪初世界的报告也说了这个问题，中国在资本形成对于等于的贡献是47%，世界上没有这么多，世界报告说英国是19%，德国是19%，日本是21%，美国是19%，韩国比较高29%，俄罗斯也比较高20%，印度也比较高30%，但是没有一个到接近于50%的，这个东西过去在讨论“十一五”的时候我们做过系统考察，这种增长模式要引导严重后果的是马克斯，马克斯资本主义被所取代了他的分析不仅仅是按照从这里来的，我们学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都知道，有机构成太高了，资本对劳动的比重太高了，或是说物质资本占比太高了。他的结果是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过剩产能，经济危机。一个结果是资本收入占比越来越高，劳动者收入比越来越低，两极分化，无产阶级贫困化。虽然是马克斯最先提出的，而且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定理可以相信，就是资本主义敲响了，社会主义要取代。

　　改革开放以后，不像改革开放以前那样，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几乎全部的增长都是靠资源投入，主要是资本投入，还有劳动力投入。改革开放以后有进步，进步在哪里？进步就是效率提高，有篇文章分析得非常细致，他说改革最重要的一条过去我们的工业化过程是城乡隔绝的，资源不能流动的，改革以后把城乡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所以在农村低效利用的资源大量的流入到城市，使效率提高。

　　开放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开放对我们的影响就是我们可以在在自主创新并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因为很简单的办法买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很快把中国的技术水平提高。过去到苏南看看乡镇企业纺织厂一看织布机都是都是无梭的，国外纺织厂都做不到，都是花很多价钱买国外设备以及国外技术。用很简单的方法20年里面就能提高。所以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能够维持高速度增长而又没有发生改革开放以前那样。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思路其实在中国提出的很久，很早就提出来了，而且它证实了在党中央很多文件中体现出来了，回应一下第一次提出整个发展方针改革开放以后就是1981年，1981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国务院批准的今后经济建设的十大方针，十个方面的方针。农业、商业等等十个方面的方针，十大方针环绕着一个中心，这句话就是“围绕提高经济的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我们这些人没有雪果现代经济学，很多领导也一样，用的词跟现代经济不太一样，比如他们讲效率，我们讲效益，但是基本的意思一样。后来1995年正式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是苏联60年代后期谈到赶超美国不成功的原因的时候提出来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他们的增长是依靠投资。主要靠投资驱动的积极增长叫外延增长，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叫集约增长或是内涵增长。什么叫内涵增长？主要是效率提高增长。当时我们我们这帮人引进来的，到改革开放以后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就觉得他说的有道理，1995年制定95计划的时候就提出来要使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到了十六次代表大会改变了词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发展方式内容也是这个，2012年提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个清晰关键的解释就是原来在中等收入阶段的那些驱动的动力已经减弱或是消失了，要找到新的驱动力量，如果找不到新驱动力量就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新的驱动力量是什么？当然是创新和效率提高。至少有一种很多人赞成的解释它的核心问题还是这个问题。

　　GDP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标准，用十届三中全会的话来看是一个关键问题，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所以当时就提出来存在体制性障碍，为什么实现不了？存在体制性障碍，所以要实现这个增长方式或是发展方式的转变就要改革，通过改革消除这个体制性障碍，这是那时候得到的结论，要做什么？是整个体系改革，这本书里当时讨论包括我们的教育体系，当时是说高等教育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个行政化一个是官本位。如果不能去行政化，不能取消官本位是不可能培养出我们需要的人才。

　　从这个讨论我们现在回想起来要真正地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关键在于改革。上面这些讨论归结起来就可以找到一套应对这些挑战的做法。这就是要在稳住大局、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集中主要力量推进改革，建立能够激发创新创业积极性的机制体制，只有这样，才能根本上解决我们的面临的问题。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就是结构性改革改革。什么是结构性改革改革？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一种我认为是最主要的不大准确的解释，就是把它看成一种用政府调结构。整本书解释就是政府调结构。

　　结构性改革这个词我们很少用，我们一般说地体制改革。但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真是一个经常用的词，体制改革翻译成英文的也是翻译成Structuralfreform他们用的意思感觉不是调结构，是用制度上的改革。我觉得讲的是比较清楚的文献，第一个是2004年国家货币经济组织提出来一些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国家货币经济组织研究主任在《金融与发展》杂志上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为什么结构性改革那么难，里面解释了。

　　他说许多经济问题由于市场的运作存在的问题，而不是资源短缺或是总需求过多，所以对于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非常明显地需要结构性改革。什么是结构性改革？它是一些措施，这些措施能够改变制度性的架构和监管架构。

　　另外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英国的经济杂志认为欧洲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他写了一篇文章解释什么是结构性改革，和上面这段话简单点说就是结构性改革是包含政府的行为方式的改革。我们知道欧洲国家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对这些年来的政府对经过生活的干预非常小。我建议我们的比较作为一个独白，特别拉占写的文章值得一读，但是这次没有发。他讲了很多事，除了这个他还说结构性改革确实比较难，难在哪里？它涉及到一些制度架构和监管架构，它会长远地对经济发展有利，但是从短期看有一部分人要有所损失。所以他就很难得到大多数人的肯定，我说这个好像虽然是2004年写的文章，但是和现在有点相似。

　　一方面要维持大局稳定，不要出系统性风险。因为改革不是一天两天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的话形成恶性一循环了，一种说远水解不了近火，现在还是这点刺激，刺激了也是两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怎么防止系统性风险爆发？大概两个方面。

　　今年年初国务院开的“十三五”会上我重复过，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采取措施控制风险和化解风险。一个把它控制住，另外一个是能化解就化解它。比如妥善处理各地地方政府的债务，比如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其实最大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基金缺口很大，这个措施决议里面写了，但是现在动用国有资本去重视社保基金，在十八大以前上海做了一个很小规模的，十八大以来虽然写进了三中全会，好像没有看到别的地方有比较大规模的。其次停止对没有回报或回报过低项目的投资，政府工作里面最拿手的就是投资，投资短期效果很明显，但是长期很糟糕。

　　这几年最重要的还是房地产，再就是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最近采取了措施。用远古的方法变相组织，这次上面也要求不让僵尸企业进入其中，这个事相当难做到。这个事说了很久，但是也是比较难。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或重整，还有一条就是现在有大量的死资产存在，成片的商品房完全是死资产，还有很多的开发区东西做好了但是没有一个企业进去，这些资产怎么能够把它弄起来？总之，尽量要化解风险和存在的风险控制起来。不要爆发全面性地、系统性地危机。

　　另外一个就是短期政策。凯恩斯主义短期政策我觉得可以用，但是怎么用？两个主要的政策，一个是货币政策，一个是财政政策。我还是同意一个观点，在逐渐的资产负债表的问题的时候，现金为王，人们都不会投到差的产业中去。在这种情况下控制是没有用的，我觉得有道理，所以主要用财政政策。现在看来中国的领导是同意的，今年2月的时候在李克强的会上，财政部的也讨论过，今年预算赤字2.5%，这个还有很大的余地。

　　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增加支出，另外一个办法是减少收入。我认为主要要减少收入，因为我们的政府投资往往是有效的，但是财政是逐渐发展新兴产业用补贴的方式，后果往往是很差的。而现在企业家把积极性将来是非常大的问题，企业家缺乏积极性有多种原因，但是如果能够减轻他们的负担，现在我们做的结构性减税，这个东西带有政府的意味。

　　这两个办法看来维持一段时间不爆发系统性地风险，这个还是可以做到的，如果我们能够抓紧这段时间，能够推进改革，建立一个好的体制，就可以进入良性循环了。

　　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把改革措施落到实处。我们说总的题目是提高效率，提高供给方效率研究。主要是靠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实际工作中的了解往往把这个两个平起平坐，市场起作用，政府也要尽量发挥作用。最近上EMBA的课的时

　　市场上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要管政府的事，。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重点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现在整个在实现今年重点任务中到底用什么办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版。市场主要功能是两条了，一条就是有效，另外一条就是形成一个所谓兼容型的激励机制。能够激发创新、创业的积极性。你看去产能、去库存、补短版其实就是实现资源的有效地再配置，这个功能主要应该是市场承担的。降成本、去杠杆这种事情很重要的是要靠企业家们发挥积极作用。

　　政府要做什么？正确主要只能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操控市场，干预微观经济和直接调结构。但是确实存在一个问题，政府常常是不是去提供好的环境而是直接去干预。

　　现在已经出了一些问题，政府做了很多弱化竞争，其实效果比较好。所以提出来“一降一补”以后，有些行政机关加大了干预的力度，有些市直接扶植企业的规模非常大，但是效果不好。比如我们的电动汽车，因为过去的办法，在去年以前我们有一个电动汽车改良会，前面开会的时候有一个说，各级政府花了1000个亿，但是我们用得很早。

　　去年提了意见改了，有些方法是对的，但是因为法制有问题，去年看起来效果很好，中国电动汽车增长了300%，忽然变成了世界产量第一，到了12月发现了有问，。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怎么能够按照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决议推进改革，三中全会在经济改革方面有336项改革，其中有一些进展得不错，现在比较好的从金融系统来说，利率市场化我认为它的进展是比原来预想还快，但是它是单向推进，没有其他方面的配合，整个体系还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还有一个比较有希望的改革，上海改革的自贸区。的改革要建设一个所谓市场化、法制化的环境，以前的风险清单就是从这个来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存在很多困难。大家要努力重视这个改革的问题。

　　总而言之，改革建设好的制度环境、经营环境，实现供给侧有效整合。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稳定的长期发展。但是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能够把这个落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