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陶旖洁

方正证券任泽平在7月30日发布的报告中指出，民间投资下降、国有投资上升，本质上是新一轮的国进民退。民间投资主要是私营、个体和集体企业投资，与之相对应的是国企投资和外企投资。在竞争性领域民企比国企更有效率，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国退民进”促进了效率提升，而新一轮“国进民退”意味着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下降。

房地产业频现央企拼地王，制造业领域地方政府为国企站台拒绝市场化出清，服务业领域国有垄断行政管制，融资领域对民营企业身份歧视等现象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任泽平认为，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投资更有效率，但能赚钱的民营企业不投资了，不断亏钱的国有企业却在不断扩张地盘。

今年6月，民间投资当月同比增速下滑至 -0.01%。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民间投资下滑主要是受二三产业拖累：1-6月，第一、二、三产业民间固定资产投同比分别增长 19.7%、2.8%、1.6%，较 1-5 月分别变动 1.8、-1.7、-0.6 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受挤压 被迫寻求海外机会

任泽平分析称，民间投资主要分布在三大领域：制造业（81%）、房地产业（71%）和劳动密集型的低端服务业。大多数服务业领域存在严重管制，国有投资比重占 60%-80%——这便是相对于制造业中国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的原因。

随着住行消费升级的高潮过去，未来消费和服务业将迎来大发展。但是，服务业领域存在行政管制“玻璃门”“弹簧门”抑制了民间投资的进入。报告梳理的民营企业“限进”原因主要如下：

一是由于存在部门、行业垄断和其他歧视性的准入政策，使得民间资本一直难进入金融、保险、证券、邮政、通讯、石化、电力等行业。

二是有些项目虽然允许民间资本介入，但存在着明显的不公竞争，有些国有企业长期垄断经营。

三是有些领域由于审批程序复杂，进入条件苛刻，致使民间资本可望而不可及。

四是很多产业对外开放，但对民间投资是否开放却没有明确说法，如电信业、银行业。

政策的不公平不透明极大地挫伤了民间资本的投资意愿，民间资本只得进入批发零售、贸易、餐饮等传统服务业中。这带来了中国服务业发展的严重滞后制造业。

而民间投资占比较高的房地产业和制造业，民间资本同样受到排挤。“地王”频现，且门槛节节拔高。2016年土地成交溢价率明显跃升到一个新台阶，尤其是一线城市。“地王”的成交溢价率大多超过 100%，很大一部分超过了 200%的水平。

任泽平认为，央企在土地竞拍时不计成本的叫价行为明显违背了市场规律，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基础。在中国产能过剩的制造业领域，也经常出现地方政府为国企站台信用背书的案例，破坏市场竞争机制。

随着地产周期触顶后整个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开始急速下滑，民营房企的生存空间会被央企国企进一步挤压。而制造业中的民营企业也处于被歧视、被迫退出的境地，大量国企沦为僵尸企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逆向淘汰。

这样的“国进民退”下，民间投资不得不走出国门，开始寻求海外的资金和投资机会。

融资难 融资贵 还没有政府的隐性担保

报告指出，中国的中小企业融资难、贵尤为严重。中小企业大部分是非国有企业，在融资时不但要承担更高的成本，还缺少国有企业拥有的政府隐性担保，更加难以申请。

而且，中国民营企业严重依赖内源性融资（包括自有资本和留存收益），这一部分占比高达 60%，是美国对应比例的两倍。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的比例（20%）远低于国外类似的企业（42%），实际需求远远未得到满足。对于 100 人以下的中小企业，申请银行贷款被拒绝的可能性超过了 50%，融资难的问题远未得到解决。

另一方面，缺少政府隐性担保使得民营企业面临更大的债务违约歧视。2015 年以来信用债市场的信用风险事件持续增多，但报告指出，53%的违约债券由国有企业发行的，仅 36%的违约债券是民营企业发行的。尽管民营企业相对国有企业违约的可能性更大，但是国有企业一旦失去了政府的隐性担保，违约密度更大。

新一轮国进民退：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下降 

任泽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总趋势是国退民进，而这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国有工业经济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77.6% 下降到 2008 年的 20.69%，平均每年下降比重高达 1.86%，相应的非国有工业经济的比重呈稳步上升趋势。以纺织工业为例，在90年代遭遇严重亏损后，纺织工业通过国企改制快速实现过剩产能退出，从而在20世纪初重新恢复了活力。

报告指出，过去几次国进民退均导致了资源配资效率的下降。最早的“国进民退”现象出现在钢铁行业，紧随其后的是民用航空行业和石化行业。钢铁行业兼并重组的效果均较差，而石化行业的国企兼并民企几乎没有给民营企业留下任何生存空间。

报告还提到，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投资更有效率，但能赚钱的民营企业不投资了，不断亏钱的国有企业却在不断扩张地盘。防止新一轮国进民退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