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房地产资产泡沫，实质就是要在房地产和其他产业之间重新分配社会资源，推动生产要素按照熊彼得“创新理论”进行重新组合，通过“创造性毁灭”汰旧立新，尽快进入更高效的经济长周期。

　　市场大多认为，“抑制资产价格泡沫”是放在“降成本”项下的，因此，调控的焦点是控制房地产泡沫。这个理解当然没问题，但如果理解到此为止，那就稍显肤浅了。我认为，抑制资产泡沫的终极目的是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加速经济增长新旧动力切换，降低金融系统性风险和宏观风险。这将在中长期内对包括股市、债市在内的各种资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资产泡沫已成为落实创新驱动的障碍

　　今年5月中旬，华为将离开深圳的传闻刷爆了朋友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华为无法保障员工有能力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买房；5月底，中兴通讯被证实将生产基地迁至河源；5月31日，飞利浦灯饰制造（深圳）有限公司停止运营；之后，深圳官方非正式披露“近期有超过1.5万家企业迁出深圳”。

　　无论怎么解释，高房价都是这些科技巨头想“逃离”深圳的真实原因之一，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深圳房屋每平方米均价从不到3万元蹿升到今年年中的6万多元，而美国房价的中值是17万美元，大约110万元人民币。

　　作为“新经济”的旗帜，深圳正在因为高房价而减弱竞争力，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片曾经的乐土上，创业者的梦想正被高房价高地价打回现实，这其中轻资产的创新型、服务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最严重。

　　但笔者要说的不是深圳，也不是房价，而是经济转型。试问：如果连华为都无法承受高地租成本，中国还有哪个企业可以承受？如果连中兴通讯都要搬迁工厂，“中国制造”转型的希望何在？如果连“创新之都、创业之都”都难以成就梦想，“中国创造”又从何开始？

　　除了企业，“逃离北上广深”也成为一线城市白领阶层的热门话题。2015年，上海外来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同期，北京外来人口增速首次低于常住人口的增速，创下近10年最低增长率，外地大学毕业生有八成准备在35岁前离开北京，而深圳外来人口从2010年起停止净流入。产生这些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都是过高的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显示中国经济创新土壤的不良化。曾经最具竞争力的地区、最具创新活力的企业，正面临活力减弱和产业逐渐空心化的未来，这一现象与1990年代的我国香港和日本有颇多相似之处。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如果缺乏创新驱动，仅仅依靠房地产和政府基建投资维系的经济体是没有未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过高的资产泡沫就是在透支全社会的未来，抑制资产泡沫已成为中国经济能否转入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的重点，也是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一环。

　　抑制资产泡沫必须大力去杠杆

　　高房价不只是侵吞企业利润、抬高创业门槛，把创新逼入死胡同，同时也成为过度吸纳社会资源的怪胎，酝酿系统性风险的温床。

　　在现代经济体系下，资产泡沫往往与杠杆同行。从最新的数据看，房地产的资本属性已经被拉到满弓状态。

　　根据央行公布的7月份金融统计数据，7月当月人民币贷款仅增加4636亿元，其中住户部门贷款增加4575亿元，而住户部门短期贷款减少197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4773亿元，占当月新增信贷总额的103%。也就是说，当月新增贷款全部流向了以住房按揭贷款为主体的居民中长期贷款，全国所有实体企业所获得的贷款总额仅61亿元。这种资金分配结构已经畸形到了离谱的程度。

　　问题是，这个现象可能并非7月独有。从统计数据看，过去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购房贷款基本是一个亦步亦趋的关系，但是2015年9月之后，个人购房贷款增速迅速超越房地产开发贷款近20个百分点，个人购房贷款占房地产贷款余额的比重，由往年稳定的66%-67%，迅速上升到目前的70%左右，占总体贷款余额的31%。

　　以放开限购后二套房首付30%计算，近一两年来快速增加的购房贷款杠杆率大多在2倍以上。而以房价收入比衡量，中国家庭的房价收入比达到46%，已经超过日本1990年代的最高值，正在快速接近美国次贷危机前的水平。

　　同时，我国主要房企的杠杆率快速超过国际平均水平，上市房企2016年一季度的整体负债率为77%，高于美国的59.5%和日本的59.7%的水平，非上市企业的杠杆率更高。可以说，无论是地王频现还是房价高涨，背后都离不开杠杆和资产泡沫互相推动的因素。

　　事实上，今年以来不少地王的楼面价格已经接近甚至略超当地的新房现价，意味着未来房价要么还将在现有水平上大幅攀升，进一步远离社会可承受的合理水平，要么构成新增库存，进一步增加去库存难度。

　　殷鉴不远，未来一旦房价向下波动，极有可能成为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巨大隐患。

　　美国仍处于加息周期，如果未来事件性因素触发市场波动，资金环境收紧，届时将陷入很被动的局面。要避免受制于人的结果，就必须主动排除资产泡沫隐患，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大去杠杆的力度。

　　抑制资产泡沫是落实去产能的前提

　　资产泡沫的高涨，不仅累积了金融风险，更深远的影响是累积了宏观风险。房地产市场的畸形繁荣带动传统“两高一资”产业出现价格反弹，部分地区过剩产能不降反升，直接威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部署，也将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逼入困境。

　　压制创新活力、挤出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积累系统性风险、加大去产能难度，从各个角度看，房地产泡沫势必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

　　因此，从经济发展转型的角度看，如不趁资产泡沫尚在可控阶段强力扭转局面，焊定供给侧改革的方向，中国经济转型就可能延误历史时机。

　　抑制房地产资产泡沫，实质就是要在房地产和其他产业之间重新分配社会资源，推动生产要素按照熊彼得“创新理论”进行重新组合，通过“创造性毁灭”汰旧立新，尽快进入更高效的经济长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