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北京市既有产业格局是区域间竞争的结果。在中国，各个行政区之间首先是一种竞争关系，在既有的财政分税体制下，各个行政区域都在推进自身的经济发展。行政区划是政治地理学关注的基本命题，也是国家区域治理的基本手段。

    北京市既有产业格局的形成，既有客观的因素，也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

    从客观上看，北京市既有产业格局是区域间竞争的结果。在中国，各个行政区之间首先是一种竞争关系，在既有的财政分税体制下，各个行政区域都在推进自身的经济发展。行政区划是政治地理学关注的基本命题，也是国家区域治理的基本手段。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是几千年历史演进、多民族文化交融及自然地理环境等众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也是国家行政管理实践和修正的结果。虽然它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但现存的行政区划和行政管辖也确实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导致了资源的无序配置等一系列问题。可以说，发展过程中诸多区域性的矛盾和问题都与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有关。

    基于此，北京市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忽视区域之间的合作，缺乏与相关区域的协调。以京津冀的关系为例，京津冀一直是“共识不少，呼声挺高，进展不快”，常常是“天津抱怨北京，河北抱怨京津”。譬如，由于一批优势企业的集聚发展，北京市新能源产业已初具规模，且已成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但当这些企业落户北京官厅风电场时，是否考虑到条件更好、仅有一步之遥的河北怀来？北京市的科研力量和条件国内一流，但是否一定要制造“北京药”？北京市严重缺水，是否还要引进高耗水产业？如此等等。其实，北京市虽然土地面积狭小，但只要与周边合作，利用非常广阔的腹地，完全可以形成区域合理的产业分工和布局。

    从主观上看，北京市既有产业格局的形成是由两个认识上的误区导致的。

    第一是关于产业结构的认识误区。产业结构指各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决定产业结构的因素主要是需求结构、资源供给结构、科学技术因素以及国际经济关系。产业结构的演进是指经济发展重点或产业结构重心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逐次转移的过程，它标志着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和发展的阶段及方向，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配第—克拉克定理。其理论基础是发展经济学关于利用产业结构变化指标来研究产业发展阶段的演进状态，以此揭示一个国家不同阶段收入水平与产业结构变化的内在关系。问题在于，对于一个国家总体经济结构演进行的分析，是否适用于一个特定的区域？是否存在“分析谬误”？从逻辑上说，总体上是正确的结论，在部分上是错误的，即是“分析谬误”；在部分上是正确的结论，对于整体却是错误的，即是“合成谬误”。对产业结构的分析往往就会出现这种“分析谬误”。把对一个国家产业的演进所进行的分析移植到一个狭小的区域或城市是不足取的。因此，像北京这样的狭小区域也在讲产业结构升级与优化，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机械论”。所以，对于一个面积仅有1.68万平方公里且山地占了62%的北京市的产业发展，必须有所超越，必须突破“三次产业演进”分析方法的窠臼，否则，就不能正确认识北京市的产业演进走向。其实，一个城市的产业依托自身优势(技术优势、文化优势、资源优势)而形成，虽然客观存在一个结构问题，但不必拘泥于各产业的比重，即使存在“一业独大”的现象，但只要充分考虑区域间的产业协调，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一业独大”也可以是一个合理的产业体系。

    第二是关于产业自身的认识误区。按照传统的划分方法，现有的各个产业分别归属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因而各地往产业发展中也就有了各自产业发展的重点。然而，世界发展之快，新的行业和领域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以至于我们很难把某些产业归置到三次产业中的某次产业中。譬如，“神州数码”是在做制造还是在做服务？是属于第二产业还是属于第三产业？神州数码业务领域覆盖了中国市场从个人消费者到大型行业客户的全面IT服务，为成千上万的公司、政府、企业、学校及个人提供最先进的IT产品、方案及服务，用户遍及金融、电信、制造等行业及政府机构和教育机构；“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的一些新产品，其锁定的一些商务模式，使其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亦无法完全分开；又如通过第一、二、三次产业的相互融合而提升农产品附加值[2]，让农户更多分享第二、第三产业的利润，亦很难在这其中把农业的发展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剥离开来。由此看来，原有的产业分类，仅仅是为了统计的便利，它存在着一些武断的成分。因此，切不可以此束缚住我们的手脚和思路。